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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辉龙受贿案二审辩护词

来源:湖南刑事辩护律师网 | 作者:郑维民 | 时间:2018/5/24

张辉龙受贿案二审辩护词

湖南南天门律师事务所高级律师 郑维民

 

审判长、审判员:

湖南南天门律师事务所接受上诉人张辉龙家属的委托,指派郑维民律师担任其辩护人。现根据庭审查明的事实,依法发表如下辩护意见,供合议庭参考:

一、 张辉龙2012年3月31日的讯问笔录不具有证据的真实性和合法性,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

(一)、当庭播放的同步录音录像证实,张辉龙3月31日的讯问笔录中的多数内容非张辉龙本人供述,不具有证据的真实性。

石门县检察院办案人员陈亮、向尼军于2012年3月31日10时28分到13时8分对张辉龙做的第一次讯问笔录,共30页,初步估算约2.1万字,耗时160分钟。据此可推算记录人打字速度每分钟高达130余字,作为一份严谨的讯问笔录,几乎不可能完成。

今天庭审播放的同步录像显示,办案人员讯问张辉龙时,张辉龙很少说话,讯问笔录中记载的内容多数不是张辉龙的供述。办案人员陈亮边打字边讯问,而讯问笔录中载明的记录员却为向尼军。画面显示陈亮很少打字,只是做一些删改。陈亮讯问时,有明显提示。录像真正涉及案情的期间为当日约11时至12时。而比照石门县纪委、监察局的调查笔录,发现该3月31日的讯问笔录中大段的内容,几乎与纪委的调查笔录一致,有些地方甚至连标点符号、错别字都一模一样。比如:该讯问笔录的第1—5页就是复制纪委2013年3月16日9点05分至12点10对张辉龙的调查笔录;该讯问笔录第23页将“服务费”打成“报务费”,与纪委的调查笔录中的错误一样;纪委的调查笔录第19页原来打印的是“需要搞规划验收”,张辉龙手写更正为“你跟我把规划验收搞了算哒”,但检察院制作该讯问笔录时,仍然是“需要搞规划验收”。

从上列事实可知:

其一、张辉龙3月31日的讯问笔录的来源于石门县纪委、监察局的调查笔录,是纪委调查笔录的翻版;

其二、该讯问笔录中的大部分内容均不是张辉龙本人的供述,不具有证据的真实性。

(二)、张辉龙3月31日的讯问笔录存在诸多违法之处,不具有证据的合法性。

1、该讯问笔录的来源,即石门县纪委的调查笔录违法。

其一、石门县纪委非法限制张辉龙人身自由的调查行为违法。

石门县纪委、监察局于2012年3月16日至19日对张辉龙进行调查时,无任何合法手续,系典型的非法限制人身自由,因此所取得的调查笔录是违法的;

其二、石门县纪委工作人员调查张辉龙时,有违法行为。

张辉龙多次陈述,石门县纪委工作人员明知其双侧股骨头坏死,不能长时间站立,而故意采取罚站、精神威胁等方式,逼迫张辉龙写交代材料,并制作调查笔录。这些采取变相逼供或者精神强制的方法所取得的调查材料,不具有合法性。

其三、石门县纪委、监察局对张辉龙“双规”违法。

根据中办发(2005)28号、中纪发(2005)7号及中纪发(2011)15号等文件规定,已经掌握了涉嫌违纪党员的一些严重违纪事实及证据,具备了可能给予其撤销党内职务以上处分的条件是适用“两规”的前提,且必须履行报批、备案程序。现有材料证明,石门县纪委无任何证据的情况下,非法限制人身自由调查取证。在张辉龙被迫违心交代后,根据违法取得的材料对其决定“两规”,且没有履行报批备案程序,该“两规”措施违法。

2、该讯问笔录的形成过程违法。

从录像资料显示,办案人员的讯问张辉龙时,有明显带有提示行为等指供行为,讯问方式违法;该讯问笔录的多数内容明显不是张辉龙的供述,但张辉龙却在笔录最后签署“以上笔录看过,和我讲的一样”,足以证明该讯问笔录违背了张辉龙的真实意愿,违反了刑事诉讼法有关讯问犯罪嫌疑人的相关规定。

3、石门县检察员办案人员向尼军不具有检察员资格,没有侦查权,由此形成的笔录违法。

经查,办案人员向尼军没有被石门县人大任命为检察员或者助理检察员,不属于《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三十二条规定的“检察人员”的范畴。该诉讼规则第一百九十二条规定,“讯问犯罪嫌疑人,由检察人员负责进行。讯问的时候,检察人员不得少于2人”。3月31日的讯问笔录虽有陈亮、向尼军两人讯问,但仅有陈亮一人具有检察员资格,因向尼军不具有检察员资格,没有侦查权,由此形成的笔录因违法而不具有证明力。

综上所述,张辉龙3月31日的讯问笔录不具有真实性,合法性,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则一审判决认定的下列事实证据不足,依法不应认定:

1、一审判决认定张辉龙5次收受洪小龙共计人民币3200元的事实不能成立。

一审判决认定张辉龙5次收受洪小龙人民币3200元的直接证据仅有洪小龙的证言和张辉龙3月31日的讯问笔录。张辉龙的讯问笔录如因不具有真实性、合法性而不被采信,则一审判决认定收受洪小龙3200元贿赂的事实不能成立。

2、一审判决认定张辉龙8次收受谢前伟人民币58000元的事实不能成立。

一审判决认定张辉龙8此收受谢前伟人民币58000元的直接证据证人谢前伟的证言及张辉龙3月31日笔录。如张辉龙3月31日的笔录不被采信,则谢前伟的证言成为“孤证”,不能证明其行贿的事实。

3、一审判决认定张辉龙8次收受唐熙铁人民币34000的事实不能成立。

一审判决认定上述事实的直接证据为唐熙铁证言、张辉龙2012年3月31日、4月1日的讯问笔录。如3月31的讯问笔录不被采信,而4月1日的笔录中,仅仅只有笼统的承认收受30多名开发商和私人建房者的财物,是一种违纪违法的行为外,并没有供述收受唐熙铁财物的事实,一审判决采信的其余证据,均不能直接证明张辉龙收受唐熙铁财物的事实。故一审判决认定张辉龙收受唐熙铁34000元人民币的事实证据不足,依法不应认定。

    二、一审判决认定张辉龙购买洪小龙翰林院储藏间少付购房款44300元的证据不足。

一审判决书认定上诉人没有支付翰林苑2号C南004号储藏间44300元房款的证据主要有:证人洪小龙的证言证人刘祥丁的证言、被告人张辉龙的供述、翰林苑的买房合同、购房发票、翰林苑储藏间使用权转让合同及收据。上述证据,不能排除上诉人已经将储藏间款项44300元交给刘亮的合理怀疑,所得出的结论不是唯一的,应认定为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1、翰林苑房屋及储藏间的签约、交款的经办人为上诉人妻子唐植平,上诉人对储藏间是否付款的问题不清楚。

卷宗材料显示,虽然上诉人是与妻子唐植平一起去选房和洽谈价格,但是交款经办人是唐植平。上诉人多次供述称具体的交款方式和金额,以合同收据为准。由此证实上诉人对储藏间是否交款是不清楚的,上诉人的供述,不能证明储藏间未付款的事实。

2、书证显示储藏间已经付款,足以对抗刘自儒、刘祥丁未付款的证言及其收据上签署的未收款的意见。

储藏间销售合同和NO.0059994收据显示,唐植平已经按照合同约定于2011年9月25日交清该储藏间款项,且该收款收据显示,收款人为刘祥丁的儿子刘亮。尽管证人洪小龙和刘祥丁的证言以及NO.0059994收据存根联上签有该户买柴间此款未收的意见,均系否认交款的证据,但不足以证明上诉人妻子唐植平未支付该笔款项。理由为:

其一、书证的效力高于言辞证据的效力。

储藏间销售合同和NO.0059994收据系书证,证明储藏间款项已经交清。这一书证虽然与洪小龙、刘祥丁的证言矛盾,但书证的效力高于言辞证据的效力。洪小龙、刘祥丁的证言不足以对抗书证的效力。

其二、洪小龙、刘祥丁在收据存根联上签署未收款的意见,该书证不能证明唐植平未支付储藏间款项。

众所周知,分联的收据作为收款凭证,一般采用复写纸书写,其目的就在于保每一联记载的内容笔迹等一致。如需对收据记载的内容作出重大修改或者作出文义截然相反的备注,只有作废原收据重新开具,或者由付款人签字认可两种选择,否则在收据上的任何修改、备注记载均不具有法律效力。洪小龙、刘祥丁在收据存根联上签署未收款的意见,因与收据反映出的收款事实相反,显然不具有证明的法律效力。某种程度上,该收据存根联上签署的意见,仍然是言辞证据的另一种表现形式,不足以证明唐植平未付款。

况且,受贿和行贿是对合犯,是由双方的相互行为构成的一种犯罪,既然被告人被一审判处受贿罪,为何行贿的证人却没有受到相应的刑事追究?是否存在交易而导致其违心作证?在这种情况下证人做出的证言真实性更值得怀疑。

3、不能排除刘亮与其父亲刘祥丁串通侵占储藏间款项的合理怀疑。

洪小龙、刘祥丁不是收取储藏间款项的收款人,而检察人员既又未向收款经办人刘亮做调查,也未向付款的经办人唐植平作调查,则本案就储藏间是否付款的事实无法形成证据锁链。由无本案关键经办人的证据,则不能排除存在刘亮收款后为侵吞该款,与与其父亲刘祥丁达成合意,而后由其刘祥丁告知洪小龙,称该款未收,再由洪小龙、刘祥丁在该收据存根联上签署“该柴房未收款”的意见的合理怀疑。既然现有证据不能得出唐植平未付款的唯一结论,则一审判决认定张辉龙购买洪小龙翰林院储藏间少付购房款44300元的证据不足。

4、即便少交44300元储藏间款的事实成立,也不构成受贿。

房屋买卖是市场交易行为,存在正常的讨价还价及开发商的让利优惠。上诉人在与开发商谈买卖合同时,对方并未提出明确的请托事项,上诉人也没有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开发商谋取利益后,再以明显低于市场的价格向开发商购买房屋。而是出于上诉人在建设局工作的身份关系,给的一个面子。这种广义的面子关系,虽与身份有关,但符合中国的国情。就如公务员优惠分房、集资建房一样,同样存明显低于市场价格的优惠,同样因身份原因才享受资格,但并不一定就是权钱交易。故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少交44300元储藏间款构成受贿罪,实属事实认定不清、证据不足,且定性错误。

    三、一审判决书认定张辉龙少付刘自儒购房款人民币47885元的对象错误,且证据不足。

(一)、新月花园房屋的购房人为覃培春,而非上诉人儿子张仕昭。

庭审查明,购买新月花园房屋的看房、选房人为覃培春,交纳房屋定金人的是覃培春,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的是覃培春,交纳房款的人也是覃培春。覃培春为购房,还向张辉龙借款5万元。上列事实充分说明,新月花园的实际购房人是覃培春。

覃培春之所以用张辉龙儿子张仕昭的名义购房,一是因为向张辉龙借款,张辉龙作为一种债的担保手段,才要求以张仕昭名义购房,另一方面也是希望以张辉龙的面子,得到更多的购房优惠,也便于股东之间好平衡优惠幅度的关系。上述覃培春为实际购房者的证据,有张辉龙供述和覃培春的证言相互印证,也有刘自儒、韩宏庆等人的证言侧面作证张辉龙为亲戚买房打招呼的事实,足可以认定。

(二)、刘自儒给覃培春购房优惠,不构成行贿,上诉人亦不构成受贿。

其一、覃培春不属于“特定关系人收受贿赂”的范围。

《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十一条规定,特定关系人是指与国家工作人员有近亲属、情妇(夫)以及其他共同利益关系的人,覃培春虽系唐植平外甥女,但不属于近亲属,彼此之间也无其他的共同利益关系,不属于“特定关系人”的范围。

其二、刘自儒给覃培春优惠与否,均不构成行贿。

覃培春在看房选房及买房的过程中,虽然上诉人出于私人关系给刘自儒打了有关优惠购房的招呼,但该购房的优惠利益不能为上诉人享有,上诉人主观上没有希望得到本不应当得到的金钱财物的犯罪目的,客观上刘自儒也没有因此向上诉人提出请托事项,上诉人也没有因此利用职务便利为刘自儒谋利,加之覃培春也不是与上诉人有共同利益的特定关系人,故不符合受贿罪的构成要件。

(三)、一审判决认定优惠购房款47885元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1商品房买卖合同、以及购房发票证实覃培春以张仕昭名义购房没有明显低于市场价格。

商品房买卖合同及购房发票证实,该房屋成交单价为1100元每平方米,金额为200585元虽然该价格较低,但是按照开发商的一次性付款的优惠政策及预付定金后的优惠,没有低于市场价格,属于正常的优惠。

2、商品房买卖合同以及购房发票作为书证,其效力高于刘自儒等人的证言及销售方单方的记录等书证。

合同及购房发票是双方间的购房合意以及付款的意思表示在没有足够的证据进行反的情况下,应当具有最高的证明效力。销售方单方的销售记录和结算表因为是其内部资料,作伪证的可能性较高,在没有相对方确认的情况下,不足以证明上诉人少交房款。

3、刘自儒等证人行贿方关联人员的证词前后矛盾,不足以作为定罪的证据

证人证言存在以下矛盾之处:1刘自儒在解释为何要开20万元不实发票税务部门要求合同价格和实际购房款要基本一致,按照刘自儒的解释,上诉人所交的实际购房款就应当是合同所载的也就是发票上记载的200585元,而不仅仅是20万元2韩宏庆在笔录中说没有讲具体的优惠标准,最终优惠了多少钱,现在(2012年8月20日笔录)都还不知道,而刘自儒则说三位股东商量后决定800-900的价格卖房子,优惠幅度很明确存在明显的矛盾晏红的证言则称业主买房想要优惠必须得到韩宏庆的批准,张仕昭800元每平方米的购房价格是韩宏庆批准韩总在收据上签了字,也存有矛盾。3晏红的证言称,梁淑权离职,其看到销售结算表后才知道张仕昭800元每平方米购房价格,而且备注“韩总批800/M2,182.35×800=145880”,也是晏红在看到结算表后自己所做。但是韩宏庆在笔录中则说直到2012年8月20日他都不知道优惠了多少钱,具体的优惠也没有说是由刘自儒办理的。由此可见,韩宏庆晏红的证言间存在诸多矛盾晏红证词的基础是韩宏庆作出的批示,但是并没有相关韩宏庆签字的书证佐证,并且和韩宏庆自己证言相冲突,在上述矛盾没有得到排除的情况下,显然不能作为定案的证据。4梁淑权在看到结算表后表示该笔房款是否是其收取不清楚了如果是其收取的肯定开了签有名字收据。但法院并未提供该有韩宏庆签字批准优惠的重要收据作为证据

综上,一审判决认识上诉人少付刘自儒购房款47885元的证据不足,事实不清,依法不应认定。

    四、上诉人接受他人红包礼金的行为属于对方感情投资,不应与收受贿赂的行为相混淆。

不论是理论上还是司法实践中,有时容易将为了拉关系、讨好而给付钱物的行为与被告人收受贿赂行为相混淆。司法实践中界定为:如果行为人所实施的给付行为带有明显的对应性,符合钱、权交易的特点,则可以认定为受贿行为;如果行为人所实施的给付行为没有明显的对应关系,带有明显的期待长期利益、讨好、拉关系的特点,则不应以受贿论处。本案中,上诉人所处的地位,决定了许多情况下给钱的人并非只是针对某具体事项而实施给付行为,行为人只是为了讨好、拉关系而给钱,期待的是长期的利益,而并无明确的权钱交易。上诉人在过年、看病时收到的红包礼金,送钱人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搞好以后的关系,当然也有对以前的帮助进行感激的成分,但并不能据此认定为受贿。

基于上述分析,即便不否定上诉人2012年3月31日的讯问笔录,就是针对一审判决书认定的事实,下列感情投资也不应认定为受贿行为:

(一) 被告人接受洪小龙过年、看病红包1万2千元的行为,不构成受贿罪。

一审判决书认定被告人分别2010年2011年2012年春节期间接受洪小龙红包人民币3000元,2011年被告人生病期间接受洪小龙红包3000元,共计1万2千。如前所述,如上诉人3月31日的讯问笔录被否定,则一审判决认定该事实的证据不足。即便按照一审判决书认定的事实,该收受该等红包的行为不应定性为受贿。根据被告3月31日作出的供述,洪小龙送红包的目的在于联络感情,方便被告人在以后的工作中给予其支持,可见洪小龙给付红包行为没有明确具体的请托事项,而是为了和被告人搞好关系、联络感情以期待长期利益,并且这些红包是在过春节和被告人生病动手术后这种特定时间所送,金额也没有明显超出人情贺礼的范畴,所以不应以受贿论处。

(二) 被告人接受谢前伟过年红包3千元的行为,不构成受贿罪。

一审判决书采信3月31日上诉人违心签字是讯问笔录,认定2011年春节期间的一天,谢前伟到被告人航运公司家中,以拜年的名义送给被告人现金人民币3000元。上诉人的供述称:2011年春节期间谢前伟到其家中拜年递给其一个红包,坐都没就走了,拜年主要目的就是联络感情。同时谢前伟证言也表示自己开车过去送了一个3000元现金的红包,坐都没坐哈就走了送红包的主要目的是拜个年,联络下感情。收受红包双方所述的事实一致,可见谢前伟送红包目的是在于联络感情维持关系,没有明确具体的请托事项,不应定性为受贿。

(三) 被告人接受唐熙铁过年红包1万2千元的行为,不构成受贿罪。

一审判决书认定被告人2009年2010年分别接受唐熙铁红包礼金2000元,2011春节接受唐熙铁红包礼金3000元2012年春节接受唐熙铁红包礼金5000元,共计1万2千。上诉人曾在2012年4月13日的笔录中,承认了2006年、2009年、2010年、2011年、2012年春节到办公室拜年5次,2008年中秋拜节给3000元的事实,上述事实但不应认定为受贿。上诉人的供述证实2009年至2012年春节间,唐熙铁都是一人来到办公室拜年红包,期间只有一些闲聊唐熙铁就离开了并没有针对具体的请托事项要求帮忙。证人唐熙铁证言自己为了和被告人搞好关系,一个人带钱其办公室拜年,2011年没有明确说明外,2009年2010年和2012年都是给了红包就走了并没有做过多的交流。因此,唐熙铁送红包目的前几人一样仍然是联络感情维持关系,没有明确具体的请托事项,不应定性为受贿。

综上所述,一审判决书认定的被告人在过年、生病期间接受上述洪小龙、谢前伟以及唐熙铁红包礼金行为,在特定的时间即春节和被告人手术后,给付的金额最高也没有超过5000元,基本在2000至3000元之间带有明显的道贺及看望的性质,并且行为人给付礼金的主要目的是在于联络感情维持关系,没有就具体的请托事项向被告人作出要求帮忙的意思表示大部分时间都是给了红包就走了。被告人即没有主动索取礼金不存在利用职务便利为其谋取利益的情况。所以辩护人认为被告人接受该等礼金的行为属于对方正常的感情投资,因不具备权钱交易特征不应定性为受贿罪。

   审判长、审判员,张辉龙 3月31日的讯问笔录,因不具有真实性、合法性,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则一审判决据此认定的张辉龙受贿的事实不能成立。张辉龙对逮捕以后的供述是认可的,其对收受洪小龙、谢前伟、唐熙铁等人红包礼金的行为供认不讳,虽然供述中有前后不一致的地方,那是因记忆原因所致,张辉龙认错的态度是好的。张辉龙患有双侧股骨头坏死,狱医也认定其不适宜关押。鉴此。恳请合议庭根据本案的实际情况,对张辉龙作出公正判决。

 

 

 

辩护人:

     二〇一三年〇七月二十六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