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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何某某受贿一案

来源:湖南刑事辩护律师网 | 作者:郑维民 | 时间:2018/5/24


 

湖南南天门律师事务所律师 郑维民

 

审判长、审判员:

作为被告人何开良受贿案一审辩护人,现在发表如下辩护意见:

第一部分:程序之辩,本案侦查程序严重违法,由此所收集的证据因不具有证据合法性特征而不能采信。

违法之一、澧县人民检察院对本案无管辖权

《刑事诉讼法》第二十四条规定,刑事案件由犯罪行为地人民法院管辖。《刑事诉讼证据规则》第十三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对直接受理的案件实行分级立案侦查的制度,基层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本辖区的犯罪案件。本案被告人何开良系西洞庭城管规划建设局局长,如涉嫌受贿罪,其犯罪地在西洞庭,依照地域管辖规定,依法应由武陵区检察院立案受理。况且,依照有关异地审判规定,只有副处级以上干部,方可指定异地审判。何开良系正科级干部,亦不存在指定异地审判一说。据此,澧县人民检察院对本案无管辖权。众所周知,管辖权是侦查权合法的前提,既然澧县检察院对本案无管辖权,则其所行使的侦查权是违法的。

违法之二、侦查机关对何开良采取指定居所监视居住违法。

1、对何开良直接适用监视居住违法。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七十二条之规定,监视居住适用的对象是符合逮捕条件的犯罪嫌疑人,何开良于2013年7月23日被澧县检察院带走问话,24日日被采取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明显没有经过侦查监督部门的逮捕审查,无法确定其是否符合逮捕条件,即对其采取监视居住措施,明显违反上述法律规定;

2、对何开良指定住所监视居住违法。

《刑事诉讼法》第七十二条、第七十三条以及《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一百一十条明确规定:监视居住应当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住处进行,只有对无固定住所或者涉嫌特别重大贿赂犯罪在住处执行可能有碍侦查,且须经上级人民检察院批准,可以在指定的居所进行。本案被告人何开良涉嫌的金额为20万元,不属于特别重大贿赂犯罪嫌疑人,且其在办案机关所在地的市有固定的合法住处,而侦查机关却将何开良变相羁押在盈成油脂宾馆后面的空间中,经常半夜对何开良进行讯问,故侦查机关对何开良指定住所监视居住违法。

3、侦查人员实际执行监视居住违法。

监视居住依法应由公安机关执行,何开良自2013年7月24日起至同年8月23日长达一个月的时间,以故意规避法律的手段,对何开良采取所谓的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并多次对其讯问。查阅卷宗,并无材料反应在长达一个多月的时间中,系公安机关在执行监视居住。而实际情况是,由侦查机关的办案人员或者办案人员聘请的人员看守何开良,该执行监视居住程序明显违法。

违法之三、侦查人员阻碍律师会见何开良,变相剥夺其辩护权违法。

在何开良所谓的被监视居住期间,何开良家人委托的律师周明泓会见何开良,被侦查机关办案人员以各种理由阻止,导致何开良在整个监视居住期间无法得到律师提供法律帮助。本律师于2013年8月27日接收何开良家属委托,依法会见何开良时,也被澧县检察院相关人员阻止。后几经交涉找到公安局长、看守所长,并以提起行政诉讼和控告相胁,方才被允许会见当事人。

违法之四、侦查人员向证人泄露案情,询问证人严重违法。

今天庭审查明,侦查人员向证人张峋、肖廷双等人取证时,均存在将何开良或者苏双喜等人的材料向证人出示的事实,违反了《刑事诉讼法》第五十条、《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证据规则》第二百零六条之规定。

违法之五、侦查人员隐匿被告人有利于自己的供述违法。

《刑事诉讼法》第五十条、《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一百六十八条均规定了全面客观收集证据原则,即要求收集证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无罪、犯罪情节轻重的各种证据。澧县看守所提押登记显示,2013年9月24日上午8点46分至16点50分,侦查机关工作人员提审何开良长达8个小时。据何开良本人回忆,侦查人员对其提审,进行了同步录音录像,何开良否定了给苏双喜,肖廷双谋利的事实。,侦查机关至今未能提供,违反了全面客观收集证据的原则。

本案存在的上述五个程序严重违法之处显示:侦查机关在明知没有管辖权的情况下,故意规避法律,滥用权利对何开良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实际为逃避看守所监管,为违法讯问何开良大开方便之门,导致何开良无法按照自己的真实意愿供述。且因侦查人员的行为妨碍律师会见,导致何开良无法获得律师的帮助,混淆罪与非罪概念,作出诸多错误的定性判断,一定程度上损害了被告人供述的客观性。加之办案人员对证人泄露案情,误导证人,故本案侦查阶段尤其是监视居住期间形成的证据,因不具备证据的合法性而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

第二部分:证据之辩,起诉书指控何开良利用职务便利为苏双喜谋利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1、有充分的证据证明,苏双喜两次春节以拜年名义给何开良送钱,是基于私人情谊感谢。

证据一、被告人何开良当庭供述,苏双喜之所以给其两次拜年送15万元,是基于私人情谊感谢。苏双喜送第一笔10万元,是因为何开良利用自己私人的关系,为苏双喜开办房产公司时取得资质,以及2011年为该房产公司资质升级,自掏腰包送烟送酒请客,最终得以让苏双喜的房产公司升级成功。苏双喜当时就想送钱给何开良以示感谢,因被拒绝才在春节以拜年名义送钱10万元;苏双喜送第二笔钱,是因其在2011年取得“时代广场”开发权之后,何开良利用业余时间,利用其知识经验为其出谋划策,该项目节约几百万开发成本,苏双喜以拜年名义支付的酬劳费。由此可知,何开良没有利用职务便利为苏双喜谋利,苏双喜给何开良送钱,是基于私人情谊。

证据二、证人苏双喜2013年12月4日在澧县检察院所做的《询问笔录》,也印证了上述事实。尽管,在该笔录中也有苏双喜讲到何开良支持两栖公司工程投标的事实,但苏双喜最终取得工程中标,是因其采取了围标方式取得,何开良仅仅是口头答应支持,并没有证据显示何开良为其工程中标打招呼谋利的事实。

证据三、证人杨明、邝立新的当庭证言证实,何开良利用私人资源为苏双喜的房产公司取得资质及资质升级帮忙,以及为该房产公司开发“时代广场”项目出谋划策,取得效益的事实。

证据四、证人张峋的证言证实,其认识何开良是在苏双喜的两栖公司取得工程之后,根本不可能为两栖公司的中标给其打招呼,此前在侦查机关所作的证言,是因办案人员泄露案情的结果。

2、被告人何开良的供述反复,依法应采信当庭供述。

何开良当庭供述称,其在侦查机关采取监视居住措施之初,也供述了其利用私人关系给苏双喜帮忙,苏双喜用金钱答谢何开良,被拒绝后才以拜年的方式给钱的。何开良还供述,其于2013年8月24日侦查机关对其从上午8点46分提审到16点50分结束,做了一个综合的讯问笔录,何开良在该笔录中也供述了其利用私人关系给苏双喜帮忙的事实。但令人遗憾的是,上述笔录并未出现在卷宗中。尽管公诉人称8月24日当日没有笔录,仅提审4分钟,本辩护人认为不符合常理。

何开良庭虽然一致承认收受苏双喜财物的事实,但就苏双喜送钱的原因而言,庭前有过是因私人帮忙的原因等内容的供述,庭后也有相关供述,且该供述与苏双喜、邝立新、杨明等人的证言相一致。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之规定,应采信何开良之当庭供述。

3、侦查阶段取得的有关言辞证据,因程序违法,不应采信。

其一、如前所述,侦查阶段有关何开良的供述,因侦查机关收集证据的程序违法,且有规避法律滥用权利嫌疑而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

其二、张峋的证言,均显示侦查机关向其泄露案情的事实,故侦查阶段张峋的证言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

第三部分:定性之辩,起诉书指控何开良收受肖廷双3万元贿赂系定性错误。

1、证人肖廷双当庭证言应予采信。

肖廷双证言证实:2011、2012、2013拜节共计3万元属实。但是端午节2000元、中秋节3000元,春节5000元。拜节有回礼,何开良到他家里人情,双方之间的经济往来,是典型的人情往来,属于红包礼金的范畴,不应认定为受贿。

2、被告人何开良的当庭供述应予采信。

被告何开良亦当庭供述了肖廷双三年来给其端午、中秋、春节拜节的事实,三年总金额为3万元,以及何开良在肖廷双家两次办喜事,有大额人情的事实。

3、证人肖廷双的证言,证明侦查机关在侦查阶段所取证言违法。

肖廷双的证言证实,侦查人员向其调查时,出示了何开良等人的笔录,其是按照何开良的供述,才导致供述一致的。

综上所述,被告人何开良虽然收受了苏双喜的财物,但因其未利用职务便利给其谋利,且苏双喜给何开良大额财物有正当理由,不不能认定为受贿。被告人何开良虽然收受肖廷双的财物,因金额不大,且互有人情往来,是典型的红包礼金问题,系违纪行为,不应以受贿论处。

以上辩护意见,供合议庭合议时参考。

 

 

 

 

                              何开良辩护人:郑维民

 

                               二〇一四年二月二十四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