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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覃某辩护人伪造证据、妨碍作证罪一案的 一 审 辩 护 词

来源:郑维民律师 | 作者:郑维民 | 时间:2021/3/17

北京天平(长沙)律师事务所律师 郑维民

 

审判长、审判员、人民陪审员:

   北京天平(长沙)律师事务所接受辩护人伪造证据、妨碍作证罪一案被告人覃某的委托,指派本律师担任其辩护人,根据事实和法律,发表如下辩护意见。

中心辩护词:起诉书指控覃某犯辩护人伪造证据、妨碍作证罪不能成立,且已超过追诉时效,应当依法宣告覃某无罪。

 

一、起诉书指控覃某伪造证据的事实不能成立。

常武检公诉刑诉(2020)137号《起诉书》指控覃某伪造的证据,为覃某向石门县法院出具的《关于王某、陈某一案相关情况的说明材料》(简称说明材料),该说明材料不属于伪造的证据。

第三百零六条 【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毁灭证据、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在刑事诉讼中,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毁灭、伪造证据,帮助当事人毁灭、伪造证据,威胁、引诱证人违背事实改变证言或者作伪证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根据《刑法》第三百零六条之立法精神,所谓伪造证据,即制造虚假的证据,包括变造证据,如制造或者变造虚假的物证、书证等。只有实物证据才可能被“伪造”、“变造”和“毁灭”,不言而喻,伪造证据所其指向的对象为实物证据,而不包括证人证言、被告人的供述和辩解等言词证据。因为,辩护人威胁、引诱证人改变证言或者作伪证,该法条已规定为妨碍作证行为。而辩护人引诱本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改变供述和辩解,属于律师帮助权的范畴,不得以本罪论处(参见张明楷《刑法学》第五版第1084页)。

起诉书指控覃某出具《关于王某、陈某一案相关情况的说明材料》的行为,不属于辩护人伪造证据。

1、从该份《说明材料》的证据分类看,属于证人证言范畴,不是辩护人伪造证据的对象。

覃某作为证人,证明其出于帮助办案机关破案目的,受办案机关委托,劝说王某提供寻找陈某的线索,规劝陈某投案自首的相关事实。覃某出具的该份说明的内容即便失实,因系证人证言,不属于伪造证据的对象,因而不应认定为辩护人伪造证据。

2、从覃某既有的辩护人身份看,覃某不具有作为证人的资格,该说明材料不应作为证据使用。

众所周知,辩护人的身份和证人身份是冲突的。覃某作为王某的辩护人的身份在前,就决定了覃某不可能作为该案的证人,《刑事诉讼法》的证据中,也没有辩护人证言这一证据种类。既然覃某不能作为证人,其以辩护人身份出具的《情况说明》,既不具有证据的合法表现形式,也不具有证据效力,依法不应作为证据使用,自然不应认定为辩护人伪造证据。

3、从该《说明材料》的内容看,覃某没有故意陈述虚假事实,不符合辩护人伪造证据的客观要件。

该《说明材料》证明的事实分两部分,一部分为覃某亲历,与客观事实相符;一部分为传来证据,是覃某客观陈述洪某平电话告知他的事实。

该《说明材料》共4个自然段,其中第1-2自然段为覃某亲历,内容为石门县公安局刑侦队为尽早破案,给覃某做工作,要求跟王某做工作联系陈某归案,争取宽大处理,覃某联系洪某平要其规劝陈某投案,该说明内容与起诉书一致。第3自然段内容为:11月19日下午,洪某平给覃某来电,称其和陈某一起,正说服陈某来茶楼会面时,被二都派出所刘辉带人拦截抓获。洪某平向覃某告知的前述事实,后虽被证明与客观事实有细微差异,但覃某在当时所了解的该事实,来源于洪某平电话告知,属于传来证据。覃某将他听到的事实如实写成说明材料,并非故意陈述虚假事实。再说,该传来证据所证明的对象是否属实,该说明材料应否采信,司法机关应予以核实。因覃某本人当时并不知道洪某平告知的事实有部分失实,其不具有作伪证的主观故意。覃某在出具该说明时,也尽到了谨慎注意义务,在该份材料中,覃某并没有提到陈某是投案自首途中被抓,而是表述为“正在说服陈某来和我们在茶楼会面时”被二都派出所抓获,这一事实的陈述,基本符合客观事实。该《说明材料》第4自然段为覃某的评论性意见,他认为按照刑侦队的安排,要求王某提供线索敦促陈某归案,陈某从外地回石门准备投案自首,应当认定王某有立功情节。众所周知,刑事诉讼法的相关司法解释明确规定,证人的猜测性、评论性、推断性的证言,不得作为证据使用。覃某认为王某应当认定为立功情节的评论性意见,根本不属于证言内容,倒是比较贴近于辩护人意见。况且,该说明材料根本没有证明陈某是投案自首,而是认为应当认定王某立功,内容本身并无不当之处。综上,覃某所书的《说明材料》,不应认定为内容虚假,。

4、从该《说明材料》与原判结果的关联性看,石门县法院在裁判时并未将之作为证据使用,对该案的量刑没有起到实质性的作用。

石门县检察院湘石检刑诉(2011)115号《起诉书》已经认定“被告人王某委托其辩护人劝导陈某归案,被告人陈某受劝导后回石门准备投案被公安机关掌握并抓捕归案”这一事实,这一事实,是当时的公诉人侯荐均根据自行调查的证据材料认定的。尽管,覃某在该案审判阶段,将该《说明材料》作为证据提交,因为公诉机关已经予以认定,属多此一举。石门县人民法院(2012)石刑初字18号刑事判决书并未采信该《说明材料》,没有对该说明材料进行任何法律评价,该《说明材料》与王某、陈某原判的量刑结果没有关联,没有起到实质性的作用。

5、从覃某出具《说明材料》的主观方面看,覃某没有伪造证据的故意,不符合辩护人伪造证据罪的主观要件。

如前所述,覃某出具《说明材料》的来源为自己亲历和洪某平电话告知的事实,是对其所了解的法律事实的主观表述。洪某平系二都派出所的关系人,他非常了解“清网行动”公告中关于自首和立功从宽认定和处罚的刑事政策。洪某平与王某、陈某关系密切,其不惜以身试法,窝藏和包庇王某、支助陈某,内心有期待王某、陈某从轻处罚动机,在覃某委托其规劝陈某投案失败后,感觉不好交代,不可能告知覃某全部的真实情况。覃某不是当事人,无法知道“陈某投案途中”的真实情况,故覃某出具的说明材料,且不说基本客观,即便有失实之处,也不具备作伪证的主观故意。

况且,认定陈某投案自首,必须以陈某和王某如实供述为前提,他们的如实供述虽有利于公安机关破案,但从履行辩护职责的角度审视,是有违委托人的利益和律师的辩护职责的。由此也证实,覃某主观上是不具有伪造证据的故意。

6、从覃某出具《说明材料》行为所侵害的法益看,该《说明材料》没有侵害辩护人伪造证据罪所保护的法益,不符合辩护人伪造证据罪的客体要件。

辩护人伪造证据罪所保护的法益为司法机关的正常活动。如前所述,石门县公安局出于尽快破案为目的,商请覃某给王某做工作提供陈某到案线索。覃某出于协助公安机关破案的目的,做通王某工作,找到寻找陈某的线索,并按照公安机关的要求,要洪某平规劝陈某到案。陈某到案后拒不交代,覃某又应公安机关要求做通王某工作,说服王某和陈某认罪,最后得以顺利破案。尔后,覃某根据事先与办案人员达成的类似于“辩诉交易”的合意,才出具该份《说明材料》,办案人员覃成城也出具了陈某到案的《补充说明》。前述两份说明材料相互印证,证实覃某的行为没有侵害司法机关的正常活动,没有损害辩护人伪造证据罪所保护的法益。

 

二、起诉书指控覃某妨害作证的事实不能成立。

常武检公诉刑诉(2020)137号《起诉书》指控覃某“虚构”洪某平在带陈某投案的途中被抓的事实,“安排”被告人安某峰担任陈某的辩护人,“指使”安某峰制作陈某投案途中被抓获的会见笔录,“引诱”洪某平向安某峰、检察机关做虚假证言,谎称陈某系在洪某平规劝陈某投案途中被抓。前述事实均不能成立,且不符合辩护人妨碍作证罪的构成要件。

根据《刑法》第三百零六条之规定,妨碍作证,是指辩护人威胁、引诱证人违背事实改变证言或者作伪证。所谓威胁证人,即以暴力或者其他方法使证人因惧怕而改变已经向司法机关提供的、符合案件事实情况的证言,或者作出虚假的证言;所谓引诱证人,即以金钱、物资或者其他利益诱使证人违背事实改变证言或者作出虚假的证言(参见王作富《刑法分则事务研究》下册1366页)。具体到本案,覃某的行为明显不构成妨碍作证行为。(本案争议关键的节点事实,就是:陈某是否为投案途中被抓,如果是,就是视为自动投案;如果不是,则属于虚构事实)那么问题来了。

    1、覃某了解的“洪某平规劝陈某投案途中被抓”的事实,来源于洪某平当日向覃某的电话告知,覃某没有故意虚构事实。 (第一个问题:陈某投案途中被抓这一虚假事实,是怎么来的呢?)庭审查明,是洪某平在陈某被抓后,打电话告诉覃某的。

覃某联系洪某平规劝陈某投案的事实,起诉书已经认定。起诉书还认“2011年10月19日,陈某与洪某平一同去夹山隧道工地,途中洪某平劝说陈某投案,陈某并未表态同意,二人在去往工地途中,陈某被二都派出所拦截后抓获归案”(见起诉书第3页)。起诉书载明的这一事实,是现在经过侦查机关的大量取证才查明的。而在9年前的10月19日当日,洪某平给覃某打电话,告知“正说服陈某来和我们在茶楼会面时,被二都派出所刘辉担任拦截抓获”的事实。卷宗材料中,没有任何一份证据能够证明,覃某在当时知道洪某平所告知了陈某被抓的真实情况。

2、洪某平的特殊身份、当时的特殊背景及其与王某、陈某的特殊关系,决定了洪某平具有告知覃某“投案途中被抓”这一虚假事实的心理基础,洪某平作伪证,根本无须覃某“引诱”。(第二个问:洪某平为什么要将虚构的陈某投案自首的情节告诉覃某呢?(1)洪某平是线人,知道公告,如何才能从轻;(2)洪某平与王某、陈某的特殊关系,希望轻判,不需要引诱。(3)洪某平证言前后反复,是因为内心矛盾。

其一、洪某平是二都派出所的“关系人”(也就是线人)。

证明“关系人”的证据有:二都派出所所长刘辉在检察机关所作的《询问笔录》、石门新闻网《追捕“狗熊”》的新闻报道、干警吴昌明在检察机关所作的《讯问笔录》、陈某称是“师傅点水”被抓的供述,以及洪某平在2019年5月9日的《讯问笔录》中,纵论石门“易市帮”、“街上帮”。“二都帮”等三大“黑帮”的人员组成,所涉犯罪事实等,如数家珍,如果不是公安内部“线人”,根本无从了解如此仔细。

洪某平作为公安内部“线人”,非常熟悉“清网行动”中有关自首、立功从宽认定和从宽处罚的刑事政策,他有丰富的社会经验,洪某平有窝赃、包庇王某的犯罪行为,其出于趋利避害目的, 能够分辨哪些该说哪些不该说,有自己清晰的判断,故洪某平作伪证,无须覃某对其“引诱”。

其二、洪某平与王某、陈某关系密切,不惜以身试法包庇窝藏王某,支助陈某,并为了陈某能从轻处罚,请办案人员吃饭唱歌,打点关系。为陈某伪造自首和王某立功情节,是洪某平内生的自主行为,不需要覃某去“引诱”。

其三、洪某平的多重身份,导致其矛盾的心态,这也是洪某平的供述经常反复,供述的内容差别很大的原因。覃某联系其规劝陈某投案,公安机关刑侦队同意给陈某自首情节和王某立功情节,符合洪某平的意愿。但洪某平作为二都派出所的“线人”,又希望二都派出所在“清网行动”中建功立业。洪某平是陈某的师傅,知道公安机关到处在抓捕陈某,陈某出于自身考虑,没有听从洪某平的规劝投案,其“点水”后导致陈某被抓,又担忧道义上的谴责。洪某平接受覃某要其规劝陈某到刑侦队投案的请求,最后陈某又被二都派出所抓获,感觉难以交代。在这种复杂的情势下,洪某平的内心矛盾可想而知。故洪某平在当时为了向覃某有交代,完全有向覃某告知陈某“投案途中被抓”事实的可能,这个推理是符合逻辑的。因此,起诉书认定覃某“引诱”洪某平虚构事实,既不符合客观事实,也不符合常理。

3、覃某没有“引诱”洪某平向安某峰、检察机关作伪证,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覃某对洪某平实施了“引诱”手段。(第三个问题:安某峰、侯荐均调查洪某平,洪某平虚构陈某投案自首的情节,是否是覃某引诱?(不是),安某峰对其调查,是否做过提示?)

其一、证人有自主思维,洪某平作为证人,接受安某峰、石门县检察院侯荐均检察官的询问,安某峰和检察机关均明确告知其不得做伪证,以及作伪证的法律后果。在这种情况下,洪某平甘愿冒着追究伪证犯罪的风险,向办案机关虚构陈某“投案途中被抓”的事实,岂是覃某“引诱”的结果?

其二、“引诱”证人改变证言或者作伪证,必须具实施一定的手段,即以金钱、物资或者其他利益诱使证人违背事实改变证言或者作出虚假的证言,否则“引诱”即不成立。卷宗材料中,没有任何材料证明覃某对洪某平许以金钱、物资和其他利益,更没有实际给予洪某平任何利益,起诉书指控的“引诱”之说,没有任何证据支撑。

4、覃某“安排”安某峰担任陈某的辩护人与客观事实不符,将覃某“推荐”辩护人的行为认定为“安排”属于事实认定错误。(第四个问题,安某峰担任辩护人是否为安排?)

陈某妻子闫金娥证实:陈某被抓,我才想起给他请个律师,我和洪某平在一个茶楼,洪某平说王某找的是覃某作为辩护律师,随便给陈某找个律师就可以了。我当时听他这么一说就不舒服,为什么王某就找个好律师,给陈某就是随便找个律师。于是我就提出要覃某介绍一个律师,洪某平听后给覃某打了个电话,跟覃某说了我的意思,覃某听后就推荐安某峰给陈某做代理律师。就在当天,我和安某峰在茶楼会面,当场把委托手续办了,并用事先准备的现金给了安某峰。

安某峰的供述证实:2011年12月,陈某被公安局移送起诉后,覃某电话联系我说一个案子要介绍给我,让我担任陈某的辩护人,之后陈某的妻子闫金娥过来找我。

上述委托双方当事人的证言能够证实安某峰担任陈某辩护人的经过,覃某仅仅是推荐安某峰,起诉书认定“安排”安某峰一说,是明显的构陷覃某。

5、覃某没有“指使”安某峰制作陈某投案自首的会见笔录。(第五个问题,覃某是否指使安某峰制作陈某投案自首的笔录?)依据是:覃、安的供述。陈某的供述尽管否定当庭规劝,但是没有否认陈某的规劝。陈某笔录中称是律师帮忙搞的投案自首,这是一个理解的差别,当时认为有投案自首情节,补充材料。而不是律师知道,无中生有。

覃某的当庭供述和2020年3月2日书写的《讯问笔录》等供述证实:覃某不清楚陈某归案的真实情况,是洪某平说在车上正在规劝陈某投案自首时,陈某还没表态就被派出所抓获。覃某与办案机关沟通,办案人员同意如果陈某是在投案的时候被抓获,在事后主动交代,可以认定为投案自首。覃某只是将前述情况告诉安某峰。安某峰会见陈某时制作笔录,是程序性的,不需要别人安排。

安某峰的供述证实:接受委托后,覃某说案卷在他那里。他的卷宗复制不全,但他跟我说案卷没什么必要看,把人砍伤的事情双方都认可。他说公安局搞事太不负责了,陈某长期没有归案,是公安局找他通过洪某平,才把陈某找回来,在投案自首途中,不知怎么被二都派出所抓获。但是公安机关的归案材料没有体现这些过程,并说有证人和公安机关可以证明,要我去取材料。安某峰会见陈某,是按照陈某说的来记载的,只是在他陈述了经过之后跟他在法律层面进行过解释。他当时说是洪某平劝他回来,准备把事情了掉,也就是说投案自首的意思。我没有诱导、伪造证据的主观故意,当时覃某跟我说的,我感觉是符合客观事实的,而且证人和公安机关出具的说明可以相互印证。

洪某平在检察机关的供述也证实(见检察卷P24页):我跟安某峰讲陈某是我从广东喊回石门投案自首途中被抓获的,安某峰在这个过程中没有给我提示要怎么讲,基本上是我怎么讲他就怎么记。

从覃某、安某峰、洪某平三人比较一致的供述看,覃某从洪某平口中得知陈某在被规劝投案途中被抓,将该情况告知安某峰,并调查补充材料,这是辩护人应当履行的辩护职责。至于覃某将听到的情况告知给安某峰,最终是否属实,需要以调查的材料为准。安某峰在会见陈某时,王某已通过喊话要陈某认罪在先,陈某对投案自首的规定是了解的,而且也知道投案自首对其有利,出于趋利避害的本能,他无需安某峰去引诱。因此,起诉书指控覃某“指使”安某峰制作投案自首的会见笔录,该事实缺乏足够的证据支撑,现有证据达不到证明“指使”这一事实认定的标准。

 

三、本案没有任何“情节严重”的情形,且已过追诉时效,依法不应追加覃某的刑事责任。

《刑法》第三百零六条规定,犯本罪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刑法》第八十七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法定最高刑不满5年有期徒刑的,经过5年不再追诉。本案所谓的“伪造证据”行为发生在2011年12月,迄今已近9年,如果没有情节严重,早已过追诉时效。

1、本案没有任何情节严重的情形。

尽管,刑法306条没有规定何为情节严重,也没有相应的司法解释规定情节严重的情形。但是,刑法的谦抑性、罪行法定原则要求司法人员,在刑法条文的理解和适用时,要遵循有利于被告人的原则,不得违背立法精神,不得扩张理解刑法条文。具体到本罪名,学理上理解情节严重的情形主要有:

其一,对严重犯罪的事实伪造证据或妨碍作证的;其二、犯罪动机特别卑鄙的;其三、犯罪手段、方式特别恶劣的;其四、因为伪证行为造成错捕、错判等冤假错案的;其五、因伪证行为造成受害人精神失常或者自杀严重后果的;其六、因为伪证行为,使侦查、起诉和审判工作受到严重破坏的等。且前述所称的情节严重,与造成的危害后果须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否则也不能认定为情节严重。

具体到本案,覃某没有实施任何情节严重的行为。

首先,本案所谓自首、立功情节,对王某、陈某在原审法院判决量刑的影响因素极小,不应认定为情节严重。

卷六P145页显示,原一审庭审中,公诉人在肯定了王某立功、陈某自首情节后,对王某的量刑建议为有期徒刑2年6个月至3年6个月,对陈某的量刑建议为有期徒刑3年至4年。这一量刑结果,与澧县人民法院再审王某、陈某故意伤害案的(2019)湘0723号《刑事判决书》的量刑结果大致相当,该判决否定了王某立功、陈某自首的情节,判处王某有期徒刑4年,判处陈某有期徒刑3年8个月。石门县人民法院(2012)石刑初字第18号《刑事判决书》虽然肯定了王某、陈某立功和自首的情节,但该判决认定这一情节,并不是根据覃某、安某峰提供的材料认定,该判决没有对覃某、安某峰提交的证据做法律评价。与公诉人的《量刑建议》相比较,该判决判处王某有期徒刑1年,陈某有期徒刑1年5个月的判结果,显然没有过多考虑自首、立功情节。之所以轻判,与卷宗材料显示石门财政局出面协调该案,给法院拨款50万元,以及洪某平请侯荐均等人吃饭唱歌等协调手段,有着极大的关系。

其次,在陈某归案前,覃某与公安人员有类似于辩诉交易的合意,其主观目的是为了协助公安机关破案,没有侵犯辩护人伪造证据罪所保护的法益,不应认定为情节严重。

应公安机关办案人员的要求,覃某做通王某工作,王某提供了找到陈某的线索,然后根据该线索将王某抓捕归案。因陈某与王某事先有攻守同盟,拒不认罪,导致侦查陷入僵局。公安人员又请覃某给王某做工作,要求陈某认罪,最终陈某认罪得以破案,覃某对该案的侦破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根据覃某与办案人员达成的类似于“诉辩交易”,其要求公安人员肯定陈某投案自首和王某立功的情节,公安人员依照合意出具相关的到案补充说明。由此说明,覃某出具证明的行为,其主观目的是为了协助公安破案,有功无过,不应认定为情节严重。

第三、覃某、安某峰没有伪造证据的动机和主观故意,不应认定为情节严重。

覃某、安某峰在王某、陈某故意伤害案原审中的辩护意见为正当防卫,该案再审时,王某的辩护人的辩护意见仍然为正当防卫,陈某的辩护人意见为防卫过当。由此说明,覃某坚信王某是无罪的,不需要以认定立功、自首为前提条件。再说,王某提供抓捕陈某的线索,公安机关根据该线索将陈某抓捕归案,根据2011年7月30日常德市公安局等4部门在“清网行动”中所发的《关于敦促在逃人员投案自首的公告》规定,认定王某立功,并不以陈某投案自首为前提。覃某根据其从洪某平告知的事实,推荐安某峰为陈某的律师,补充调取相关证据,这是律师正当履行职责,足见他们主观上没有伪造证据和妨碍作证的动机和主观故意。

第四、现有证据,无法证明陈某系投案自首,石门县检察院和石门县法院均认定陈某自首情节,显然不是覃某、安某峰等人提供证据的结果。

退一步说,即便是因覃某、安某峰调取的“陈某投案途中被抓”证据误导了司法机关,但陈某到案后拒不如实交代犯罪事实,据此也不能认定陈某有自首情节。石门检察院明知陈某没有如实供述不符合自首要件,却仍然复核补充调查证据,认定陈某自首;石门县法院明知陈某不符合如实交代的自首条件而认定其有自首情节,对这些摆在卷宗材料中无法认定陈某自首的法律障碍,显然不是覃某、安某峰提交的材料能起到作用的,况且,无论是石门县检察院还是石门县人民法院,均未对覃某、安某峰提交的证据材料进行法律评价。应该说,该案是在辩诉交易的背景下和关系协调下,公检法机关合意形成的结果,据此不应认定为覃某伪造证据的情节严重。

2、起诉书以王某因该案“树立其江湖威名”并做大成势,成长为石门县混社会的老大,并据此认定为本案情节严重不能成立。

其一,王某轻判,与其“树立江湖威名”和成为黑社会老大,没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陈某同样得到轻判,却没有成为黑社会老大,也说明起诉书据此认定本案情节严重,存在逻辑错误。

其二、王某成为黑社会老大,并非本案轻判的结果,且该案的轻判错判,并不是因覃某、安某峰提交的证据所致,是多种因素造成。如前所述,覃某、安某峰提交的证据,对该案判决结果没有产生影响或者影响极小。我们不能因为当下运动式的“扫黑”,而不讲逻辑关系,不讲起码的法律原则,而霸蛮将王某做大成为黑社会老大的责任,计算在覃某、安某峰他们的头上,否则将闹出历史的笑话,故不能据此认定本案情节严重。

其三、尽管,王某、陈某故意伤害案已经再审,当事人也未提起上诉,但王某是否应认定为正当防卫、到底是再审重判还是石门县法院当年轻判,还远未定论。王某之前的辩护人覃某及再审案的辩护人彭国某、黄自强律师,均认为王某正当防卫成立,应该宣告无罪。我们认为,比照河南郑州“反杀案”等近年激活“无限防卫”条款的诸多案例,王某面对黄思经事先精心准备燃烧瓶、管杀,为报复王某实施纵火、持管杀伤人,其用心险恶,手段是残忍。如果这样的面对危害公共安全、恶意故意伤害的行为都不能认定“无限防卫”,那还有正当防卫吗?该案的再审判决,在社会上仍有不同看法,争议极大,据此也不宜认定本案为情节严重。

3、本案已过追诉时效。

如前所述,本案不存在“情节严重”的任何情形,只有情节轻微的事实,且王某做大成势,与辩护人所谓的伪造证据、妨碍作证没有因果关系。且不说覃某、安某峰不构成辩护人伪造证据罪,退一步说,即便他们构成犯罪,根据《刑法》第三百零六条之规定,对他们的量刑在3年以下,早已经超过《刑法》第八十七条规定的5年的追诉时效,依法也不应追究覃某的刑事责任。

 

四、本案有诸多程序违法之处,依法应予纠正。

1、公安机关对覃某指定监视居住违法。

伪造证据案属于轻型的刑事案件,其所涉案件不是危害国家安全犯罪和恐怖活动犯罪案件,且覃某在本市有住所,依法不应对其采取指定监视居住措施。

2、本案所涉的非法证据应予排除,或以所涉证据不具有合法性不予以采信。

其一、覃某2019年7月4日至2019年10月8日被违法指定监视居住,在其被违法监视居住期间,覃某受到了办案人员的威胁、辱骂和长时间的不让睡觉,疲劳审讯,导致其神情恍惚,精神极度痛苦,甚至因身体原因半夜被办案人员带到医院检查治疗。覃某在此期间因变相逼供作出违心的供述,包括覃某自书的没有签名按手印的材料,均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

其二、本案属于社会影响重大,社会关注度高的案件,被告人及辩护人均作无罪辩护。根据《公安机关讯问犯罪嫌疑人录音录像工作规定》第6条规定,应当对讯问过程全程录音录像。根据《人民法院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规程》等相关规定,应当对不能提供录音录像的被告人供述和辩解予以排除。据此,本案应排除覃某、安某峰、洪某平所有没有“双录”的讯问笔录。

其三、覃某、安某峰、洪某平有“双录”的讯问笔录,存在有利供述不记录,无中生有的记录以及移花接木的记录等内容,以及有“双录”证实的办案人员采取威胁、引诱等手段形成的讯问笔录,因违反了《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以及《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二百条等相关规定,依法不应作为采信定案的依据。

3、本案应当采信各被告人的庭审供述。

本案被告人洪某平、安某峰及覃某,他们的庭前供述存在反复或者矛盾,且均指向办案人员有涉嫌违法取证导致他们有违心供述的情形,他们的庭审供述,与其他证据能够相互印证,根据《刑事诉讼法》解释第八十三条之规定,应当采信各被告人的庭审供述。

综上,指控覃某伪造证据、妨碍作证罪依法不能成立,且本案因没有情节严重的情形,依法已过追诉时效,恳请合议庭查明事实,依法宣告覃某无罪。

以上辩护意见,请予以重视

审判长,审判员,昨天是今天的历史,我们每天都在书写历史。随着法槌落下,这个因“扫黑风暴”衍生的小小案件,也将落下帷幕。这个案件,从小处说,关乎覃某个人罪与非罪的命运。出于职责使命,从侦查、审查起诉到审判,我们为覃某的脱罪奔走呼号,但总感受到有一股无形的强大的力量,在左右着案件的进展,左右着覃某的命运,让人生出一种时代的无力感。

我也深知,在强大的体制面前,我们每一个个体都是弱小的。正如新冠疫情流行的那句话,“时代的一粒尘埃,落在每个人头上,都是一座山”。如果本案得不到公正的判决,对覃某的家族来说,将是一场极大的灾难;对步履维艰的刑辩律师群体来说,将增添莫名的职业恐惧;对整个脆弱的法律职业共同体来说,也是一次极大的戕害。法院是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今天, 与其说我们为覃某、安某峰辩护,实际是为争取律师生存空间辩护。作为当代的法律人,作为中国法治的践行者和推动者,就更有理由坚守良知的底线,我们需要有几根硬骨头,需要坚持法律的原则,需要树立信仰的力量。当若干年后回望这场风暴时,面对后来人的拷问,我们可以自豪的说,我们为正义,“将枪口抬高了一厘米”,我们为正义,尽到过绵薄之力。

记得南宋词人辛弃疾有句词,“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我期待一份公正判决的到来,我坚信,正义就在当下,我们等得到!

 

 

                       覃某的辩护人:

 

                                2020年7月10日